一个时期以来，煤炭和煤炭工业成为热点话题，有人提出“煤炭怎么了？”“煤炭怎么办？”本文就公众关注度较高的几个问题试做解读，以期让更多的人能准确而深刻地理解和认识煤炭和煤炭工业，及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。

能源保障与能源兜底保障——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

一、关于能源保障

能源是经济的“动脉”、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，是任何一个国家崛起与发展的直接动力，也是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。

国际竞争与博弈，很大程度上表现在能源领域，世界上许多战争因能源而起。能源成为某些国家限制他国发展的制裁措施和惯用伎俩，这种情况在可预见的将来，不会有大的改变。

在当今社会，能源与每个人密切相连、息息相关。没有一个人的生活可以离开能源。能源紧缺必然很快传导到人民生活的各个环节中。

我国是已经崛起、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、踏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工业大国。在复杂严峻的世界格局和风云激荡的国际环境下，保障我国能源安全，其重大的现实意义、长远的战略意义和发展利益之巨，毋庸置疑。

能源及能源保障如此重要，充分说明了我国能源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里，不能受制于人，也不能照搬国外的做法，历史的经验早已证明这一点。

能源保障主要体现在供给侧、供应链上。能源供给体系应完善且牢固，供应端与消费端需无缝对接，成为有机整体，最终形成以国内为主、国外为辅双循环供给体系。

我国各类化石能源和新能源，各有各的地位、责任与作用，需要统筹规划，树立大能源意识、大局意识，共同为保障能源安全发力，这一点很重要。

二、能源兜底保障

能源兜底保障是指能源供给体系中，其中一种能源是主体能源，这种能源具有持续稳定供应能力，确保能源饭碗端在自己手里，并有能力化解国内、国外风险。换言之，这种兜底能源能够挺得住、兜得了、顶得上，具有主体性、基础性、自主性、稳定性等特征。具体来说：

主体性——关键时刻顶得上，是主要能源；

基础性——处于基础地位，有兜底的实力与底气；

自主性——不依赖和受制于他人，饭碗在自己手里；

稳定性——具有长期而稳定的保障能力，是稳定器、压舱石。

三、煤炭与煤炭人要担负起能源兜底保障的历史责任

综上所述，我国能源兜底保障责任与任务，必然要落到煤炭身上。这不是权宜之计，是由国情决定的必然选择。煤炭兜底保障的定位是中央一再明确的战略性决策，是我国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1. 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和利用煤炭的国家之一

煤炭在一次能源占主导地位，这是我国的资源禀赋使然。一次能源是赋存于自然界，未经加工转化的能源资源，包括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。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量中，化石能源占84.7%，非化石能源占15.3%。其中，煤炭占56.8%，石油占18.9%，天然气占8.4%。

我国是富煤贫油少气的国家，煤炭资源可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。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，是一大显著特点，也是我国的一大优势。2020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约73%，天然气依存度43%。在可预测的时间内，煤炭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。煤炭资源的赋存地与赋存量是固定的，在若干亿年前就形成了，变不了的，亦不可再生。包括北煤南运、西煤东调的格局是不能根本扭转的。

2. 就二次能源结构而言，煤电也起到主力军的作用

二次能源主要是电。2020年，煤电装机容量近50%，发电量占65%左右。煤电的优势在于不受自然环境影响，具有稳定性。新能源的优势主要在于非碳，碳排放问题较小，要大力推动发展。但水、风、光发电因受自然条件、气候的制约，实际发电量小于装机容量。另外，新能源还有消纳和储能的问题，需要时间解决。

3.我国具有世界最大的煤炭产出能力

改革开放以后，国家加快煤矿建设，一大批现代化矿井相继投产。特别是煤炭大基地、大集团战略和科技兴煤战略实施以来，煤矿的技术面貌、装备现代化、智能化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已建成800多个智能化采掘工作面，多个亿吨至几亿吨级的矿区，72个千万吨级矿井。所有这些，从根本上扭转了煤炭紧缺局面，完全具备了能源兜底保障的实力。

4.我国有一支听党话、特别能战斗的煤炭职工队伍

革命战争年代，煤矿工人是党的重要阶级基础，毛泽东主席在1925年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》一文就表扬“他们特别能战斗”。1936年，他曾教导工作人员“向煤炭工人学习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面对煤炭紧张状况，在极其困难条件下，煤矿职工为国分忧、为人民解难，多出煤、出好煤，付出了重大牺牲。在国家各个重要发展时期，广大煤炭职工以国家主人翁的高度责任感，顾大局、识大体，坚决响应党的号召，加班加点拼命干，做出了历史性贡献。遇到煤炭紧缺的关键时刻，煤矿职工听党话，冲在前面，保障供煤，稳价供应。事实表明，有了这支队伍，我国以煤为主的资源优势就能够得到发挥，煤炭的兜底保障作用就能够实现。

那么，如何确保煤炭发挥兜底保障作用？一是要抓住煤炭产业集中度高、在煤炭供应链中举足轻重的煤炭主产区。牵住这个“牛鼻子”，就不会出现大的波动。 二是要充分发挥国有煤矿的主力军作用。三是各级政府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和监管作用，政府的措施、政策引导尤为重要。

5.关于产能释放

在2021年秋冬煤炭保供过程中，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先进产能释放，这项工作引起了关注。产能释放的前提是煤矿具备了产能，被释放的产能才是有效产能。产能释放的行为主体是政府有关部门。这次因电煤告急而进行的产能释放，是一个及时、有经验可总结的系统工程。此外，还有“产能置换”“增量核准”一些情况，需要在新形势下，予以完善。

当然也要看到，既然是兜底保障，就不是完全靠煤炭来保障，煤炭的责任是基础性的兜底保障。

炭与碳——努力实现双碳目标

一、煤炭是炭不是碳

炭即煤炭。我国在汉代就称煤炭为炭，后来又称石炭（日本亦有此称）。至宋末元初，才有煤这个称呼。

碳是一种非金属元素，元素周期表中排在第6位，化学符号为C。中国古无碳字，炭不是碳的简化字。在翻译化学元素时，化学家把炭与石合起来（石为偏旁），成为碳字。1932年，国民政府《化学命名原则》规定：“元素之名，各以一字表之”“金属元素之为固态者，从金；非金属元素之为固态者，从石。”至此，把第6号元素第一次以法规形式命名为“碳”。

炭与碳是两个不同的字，其含义大不同。不能把煤炭写成煤碳，更不能混用。

二、煤炭与碳排放

煤炭不是碳，但却是含碳物质，在其燃烧过程中会产生二氧化碳。二氧化碳是当今主要温室气体。温室气体排放会造成地球气温上升，气候变暖，引发冰盖融化、极端天气和海平面上升等一系列问题，进而危及人类生存环境。这是需人类共同面对、共同解决的问题。

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。2020年9月22日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世界宣布：“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，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，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，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”。这将是全球碳排放最高降幅。

在我国二氧化碳（温室气体）的排放源构成中，发电（热）占45%，建筑占5%，交通占10%，工业占39%，农业占1%。可以看出，由煤电而引起的碳排放占较大比重。在减排过程中，一些人认为要“把眼睛盯在煤炭上，以从源头上解决问题”，此观点有一定的道理，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。

首先，二氧化碳是在煤炭燃烧过程中，亦即在其使用端产生。其次，逐步减少煤炭使用的占比，是减排的有效措施，但不是唯一的措施。减碳与减煤有一致性，但减碳并不等同于减煤，也不是去煤化。第三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，不是不排放。碳中和不是二氧化碳零排放。限于技术和实际情况而不得不排放的二氧化碳，有一部分可以通过地表植被和土壤吸收（树木通过光合作用吸进二氧化碳和水，呼出氧气），这取决于绿化建设的程度；另一部分，是把二氧化碳在排放之前加以捕获、转化和利用，或封存起来，这些工作称为固碳。固碳是随着技术突破而提升的。排放量与固碳量相等，即是碳中和。因此，一方面要大力减排，另一方面要努力做好捕碳、碳转化以及增加绿色植被工作，二者并行不悖。我国努力争取2060年实现碳中和，就是这样的目标。

三、减煤与减碳

通过减煤而减碳，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，是“双碳”工作的重点之一。为此，要把握好以下几点。

1. 减少煤炭消费占比，是一个长期目标

煤炭是我国唯一可以不依靠、不受制于人的化石能源。减少发电用煤的占比，与发电用煤总量不完全是等同的概念。我国是发展中国家，是制造强国、工业大国，必须保有适度富余的煤炭产能。煤炭是支撑性兜底保障的压舱石和基石，在2030年之前，用煤的绝对量会略有增加，这是由发展和国情决定的。

2.“稳中求进，稳字当头”，是总基调

减煤降碳是一个长期、分步到位、有序推进的过程，不可能一步到位、一蹴而就。要立足于全国减碳大局，坚持系统思维，通盘谋划，从实际出发，不能搞运动式、“一刀切”式的减煤减碳，要稳字当头，稳中求进。稳是积极的稳，稳的目的在于进。

3. 要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基础上进行

坚持安全第一，降碳不能危及能源安全，要先立后破。要减少煤电，必须有可靠且能够消纳的新能源有序替代才行，有进才能有出，进得来才能出得去。

4. 科学施策，精准推进

“凡事预则立”。要调查研究，精准算账、科学谋划，使政策措施更加符合实际，把工作要做实、做细、做好。要未雨绸缪，先手发力，有预测、预警、预案。此之谓也。

煤与电——要理顺两者的关系

一、电煤与煤电

电煤是指发电用煤，生产主体是煤矿。煤电是指用煤炭为燃料发电，生产主体是电厂。二者是供应端与消费端、生产商与用户、上游与下游、一次能源与二次能源的关系；是互为依存，上下联动，互利共进的关系。

从历史角度看，新中国成立初期煤电发电量占比在90%以上，目前在60%左右。二十年内煤电发电量应不少于总发电量的25%。煤电占比过低或降幅过大恐有风险。到2060年，因燃煤产生的二氧化碳在排放到空中之前，相当一部分将得到捕获，并加工转化利用。碳转化利用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。水电、风电、光电的不稳定性是天然的，应由煤电来予以平衡和兜底。

因此，我们需要的是低碳、减碳，直至碳中和，而不是去煤化、去煤电化。

二、煤价与电价

煤与电是互相依存、紧密相连的“一家人”，但又是互相矛盾、有时“顶牛”的兄弟。这主要表现在煤价与电价上。

1.煤价波动较大，煤电矛盾亟待解决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煤炭曾一度由国家定价，煤价高了，国民经济发展不能承受。1988，成立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，统配就是国家管煤价。

1993年放开除电煤以外的价格。2003年电煤价格放开，但电价不能完全放开。电煤价格一涨，电力即反弹，煤价难以到位，煤、电两家为价格而争执。

2012～2015年，煤炭供应过剩，煤价低位徘徊，多数煤企亏损。2016年以后，煤价逐步攀升，到2021年9月达到顶点，煤电企业亏损。

解决煤电矛盾有三点值得注意。一是煤炭低价运行时间多于高位运行时间。价格过高的情况，均出现在紧缺的时候。二是煤炭价格过低时，一般由煤炭行业自行消化。20世纪90年代以后煤多了，卖不出去，煤炭经济陷入困境，全行业进行扭亏脱困攻坚。三是煤价过高时，电厂存煤减少，很快传导到社会层面，对煤矿形成保供降价的压力。相信随着大容量储煤装置的投入，适应淡旺季“以丰补欠”储煤机制的形成，这种情况会减少，不再“折腾”。

2.全链条监管电煤合同

在煤炭充足供应，买方占市场主导地位时，有的电厂持观望态度，希望价格更低，签合同的积极性不高。在煤炭紧张，卖方主导市场时，个别煤矿不愿意履行合同，想有个好价钱。

对于是否必须签合同，签了不执行怎么办？应签而不签合同的，是否必须保供保运？资本入市炒作怎么办？对此，要有全链条监管办法与措施。我国是世界最大的煤炭交易市场，每年以十亿吨计的煤炭交易，涉及数千亿的资金，攸关国家经济发展与能源安全，应当进一步管起来。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的监管调节作用，有机结合，共同发力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。

煤炭中长期合同有利于煤、电企业的均衡与稳定生产。通常情况，一年以内为短期合同；一年（含一年）至两年为中期合同；两年（含两年）以上为长期合同。煤价的确定，应当实行基准价+浮动价，但这一问题非常复杂。

浮动价：建立可操作的浮动办法与机制，确定浮动的幅度、何时何种情况才能浮动；基准价：应按煤质、发热量进行确定，并考虑成本因素、以及煤、电企业的工资水平。资源不可再生，基准价过低，不利于保护和节约资源。为此，可考虑划定不同时期煤价最低红线。

燃料与原料——煤炭的双重属性

煤炭是燃料，同时也是重要的原料，这是由其生成的物质来源，以及化学成分所决定的。

中国人的祖先在新石器时期就认识到煤炭的原料属性，用煤炭（煤精）雕刻小型制品。古代中国人民在许多领域把煤炭作为原料加以利用，如煤制火药、药品、肥料、制墨、建筑材料等，为今人提供了有益启示。

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，在1894年就提出了包括煤炭在内的矿物是原料的认识。他说：“凡动植矿质之物，昔人已知其用者，固能广而用之。”“昔日视为无用，今可炼为药品，炼为颜料。又煮沙已成玻璃。化土以取矾精，锻石以为田料，诸如此类，不胜缕书。此皆从化学之理，而得收物之用，年中不知裕几许财源。我国倘能推而仿之，亦致富之一大经也。格致之学明，则电风水火皆为我用”。后来孙中山在《建国方略》中还预言，“除煤矿以外”，必然会出现“其他一切因煤而产出之工业。”

列宁在1920年4月全国采矿工人和煤矿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演讲中指出，没有煤炭工业，任何现代工业和任何工厂都是不可想象的。煤是工业真正的粮食，没有这种粮食，工业就会瘫痪，就会退到原始野蛮状态。

科学家朱志尧先生在1974年指出，煤是“万能原料”。“科学技术的发展永无止境，不烧煤的时代总有一天会到来的。不过那不是煤的衰落时代，而是它的黄金时代。作为一种极有价值的化工原料，煤将物尽其用，更好地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中大显身手。”

煤炭的原料属性是从煤炭的固有价值和用途来定位的。煤炭作为原料加以使用时，另一大好处就是大幅度减少因燃烧而产生的碳排放，明显降低碳捕集成本。国家把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考核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我们必须充分认识煤炭的原料属性的重大现实意义与战略意义，进而发挥其原材料优势，并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。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提出从以燃料为主向燃料与原料并重转变的思路，具有前瞻性。

建议与设想——走好中国特色的煤炭之路

要以能源“四个革命、一个合作”为引领，以实现“双碳”为目标，以能源兜底保障为己任，以结构调整为抓手，以科技创新为动力，立足于全国“一本大帐”“一盘大棋”的大局，在煤炭价值链上发力。从实际出发，抓住机遇，稳中求进，走好中国特色的煤炭之路。

一、认真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、生态文明思想、法治思想

要真正学懂学透，融会贯通，提高认识，明确目标，实现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。一是要深刻认识能源革命的内涵、重大意义及战略措施。二是要认清煤炭工业的地位作用与发展方向。三是要认清以煤为主的国情、兜底保障（是长期的）的重大责任、煤炭燃料与原料的双重属性，还原其商品属性。四是要认清煤炭工业发展的长期性、艰巨性、复杂性和挑战性。

二、下大力气抓好煤炭工业结构调整

一是加快产业、企业、产品结构的调整步伐。二是要以新思路发展煤化工。认真研究煤炭原料属性及价值，拓宽煤炭深加工路径，增强内生发展动力。依靠创新驱动，加快关键技术突破。同时，要分析总结一些煤化项目亏损的症结与教训，不能再背上新亏的包袱。三是办好已有电厂，包括瓦斯电站。燃煤电厂要在碳捕获、回收和加工转化利用上下大工夫。

三、煤炭清洁高效开采利用一刻也不能放松

一是坚定不移搞智能化开采，向智能化矿井要产能与效益，实现矿井数字化、数字产业化。搞好供给侧改革，坚决淘汰落后产能，避免再次陷入因产能过剩造成的困境。二是加大地下气化开采。在这方面前期已经做了大量试验工作，应抓紧组织研究论证，取得突破。三是抓好煤层气开采和利用。同时，在瓦斯先抽后采的基础上，进行加工利用。四是推动煤与新能源优化组合、深度融合。有序进军风电、太阳能、氢能等新能源领域。有效利用废弃煤矿闲置场地搞新能源，但须慎重从事，科学论证，因地制宜，因矿制宜。

四、加强煤炭科研、法制、体制工作

核心领先技术是行业进步的定海神针，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“牛鼻子”，是应对各种挑战的锐利武器。煤炭科技要在第一生产力的位置上发挥第一生产力的作用，坚持科技为本、为先，创新驱动。煤炭工业应当是高科技产业，它的前途与发展就在科技创新上。为此，要扭住价值链，用新技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，重点突破。用新技术孵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，切实推动煤炭循环经济有效发展。

可考虑成立煤化集团、煤化研究院，在有条件的矿业大学成立煤化学院、研究院，以及相关社团组织，形成高质量战略科技队伍。科技力量不能分散化、碎片化、各自为战。

一是要加强立法工作。把看准的事情与成功经验变为刚性的法律规定。二是要搞好宣传舆论工作。促进煤炭文化繁荣，弘扬煤炭职工特别能战斗精神，改变贬低煤炭工业和“谈煤色变”的某些倾向。

此外，要改进统计与计算、考核工作，以适应新形势。燃料与原料、原煤与商品煤分别统计；规范统计名词术语；对于规模以下企业的产能和已形成但并未释放的产能做到心中有数。

五、坚决贯彻节约优先战略

一方面要提高煤炭利用效能，降低煤耗，这是减少煤炭消费，进而减排的重要途径。另一方面，在全社会树立反对浪费、厉行节俭的良好风气。节约用煤、用电，就是减少排放增加效益。

六、关心保障职工生活

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，为人民谋幸福，这是党的宗旨，是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。煤炭职工工资水平总体不高，企业债务负担重。衰老矿区职工和弱势群体应予关照。要以人为本，多办实事，使煤矿成为矿工的幸福之家。

煤炭事业是光荣而伟大的，煤炭行业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，必将持续为民族的伟大复兴、国家的富强、人民的幸福，做出更大的贡献。（作者系中国煤炭史志专家，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、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政策法规司司长。）